表演場地不足的地緣政治

江祈穎

北京語言大學博士生,主修中國美學,《聲韻詩刊》活動助理,業餘編劇及藝評人,夢想是寫一套有觀眾的詩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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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場地不足的地緣政治

「文化沙漠」一詞已在久遠的記憶之中。

香港的表演藝術百花競開,文化力量與國際視野之廣大,不下於歐美繁榮之都;演出數量之多,在文藝表演資訊網站就能一看究竟。無需政府推動,各藝團都充滿動力,他們需要面對的,只有潛在的政治審查和場地問題。在演出場地往工業區橫流移動、表演藝術伸延到香港各區後,「九大」藝團與中小型藝團之間曾經短暫地呈現一種互不爭利、各自各精彩的盛況。「九大」藝團半公司化後,因要迎合市場需求而口味偏向大眾化,在較大型場地演出;中型藝團落根於各區較次檔的表演場地;小眾的則流向都市各處工業大廈,依著社交媒體的免費宣傳渠道,不需依靠政府場地亦可絕處逢生。大中小型藝團各有其觀眾群,植根於不同地區和諧共處,甚至互惠互利,這是由中心到周邊的文化共榮效果。但當場地政策失效,又或作出無理的政治整治,藝團之間的關係一旦失衡,就會不得不互相妨害,形成地緣政治的地區問題,互相爭奪稀少的資源:場地與觀眾。

小型藝團一息難存
香港政府於2010年起推行活化工廈政策,其本意為「促進文化發展、推動創意產業」,但由Hidden Agenda成為最佳演出場地後被不斷打壓,檢查、票控、釘契……到被趕盡殺絕的十年間,卻映照出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管治運作:一切政策都是為搾盡商業盈餘所作出的配合,以及繼續維持港式的高地價政策而行。改建工廈為藝術集中地並作嚴格場地管制、或開放藝術家難以租用的商廈,一如加設跑步徑後就禁止市民在公園跑步一樣,以批出藝術發展專用的公共空間作引子,對原有的工廈則收緊日嚴,藝團常因應條例巡查而多方遷就,器材繁多的樂團更難以求存。近年,藝術工作室名義上被納入工商用途,但卻因消防安全等理由,不准藝團吸引人流,更要求把所有表演移師到正規表演場地,對其加以規管及收租。當中尤以Hidden Agenda更甚,他們的搖滾音樂表演深具國際影響力,本是本土文化力量的火苗,卻被視之洪水猛獸,怕其會加強抗爭意識,而誇張地出動警力鎮壓,背後是以安全為首的官僚統治術。

小型藝團或藝術家更要面對另一隱性難題:社交媒體日益商業化。往前十年間,Facebook專頁作為公共宣傳平台大行其道,各中小藝團都大力經營,其中當然有成有敗,但勝負在於資訊內容的優劣多於財力,故嶄新意念、高雅品味,以至藝術家的獨特才情,或簡而言之的宣傳文案,都能以質素換取成效。但近年Facebook對內容發佈的演算法大加修改,非得購買廣告催谷,否則再好的文案亦無法觸及受眾,表演亦鮮為人知。財力微弱的小型藝團,只能回到口耳相傳或派發傳單之傳統方法,又或回到傳統表演場地中,只求能出現在城市售票網及康文署場地作宣傳,被迫與中大型藝團「困獸鬥」。

中大型團的場地鬥爭
康文署轄下共有十六個公營表演場地,但檔期長期不足,七成申請不獲批,縱有充足資助亦一期難求。其「新團優先」的政策方針,本是幫助新成立的藝術團體、減低入場門檻的善政,但在場地不足的情況下,具演出經驗的藝團只能易名,以「新團」身分才可成功租用場地,難以培養固定觀眾。事實上,康文署於2009年起推行「場地伙伴計劃」,讓中型藝團可善用與劇院合作的形式來創造生存空間、並使地方劇院特色化;亦可植根社區作藝術教育,與該區教育工作者通力合作,達藝術推廣之用。可惜計劃制肘甚大,其可用的房內空間亦甚少,甚至沒有位置擺放藝術用品及佈景;而公營場地自然公事公辦,任何改動亦需上報,官僚體制下自由度大減;但同時義務要求甚多,最後變成「打雜」;加上合作期短,並不足以讓中型團體有發展機會,不能增添劇院特色,卻令有潛質的藝團失色。

2018-19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指明,由二零一八╱一九年度起,政府將會每年增撥5500萬元,支援「九大」藝團以及其他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中小型藝團,以及增加康文署場地伙伴計劃下中小藝團的資源,卻似是只為將來配合西九文化區之發展的準備經費,無任何改善現有系統及狀況的政策。現時雖有資助,但其主要用作行政、聘請藝術家、製作及舉辦節目之用,其中聘請員工的預算金額甚為保守,難以增加人手來發展項目,故長期依賴短期學生實習,靈活度甚低。另外,資助只足以補貼部分開支,藝團實際上依然要自負盈虧,在半公司化之下,要顧及門票收益,令其不得不製作合市場大眾口味的節目,在檔期、場地與人手都不足的情況下,要應付大眾市場及教育之需求,就難以兼顧藝術品位,因政治以資助掌其生殺大權,故更遑論帶有政治色彩的演出。政府相當重視海外極大型表演藝術節目,因認為其具國際吸引力,相當有利可圖,故大型場地優先給予這些海外演出,導致「九大」藝團要「下流」與中小型藝團相爭,租用次級地區場地來上演其製作。雖整體觀眾數量有所增加,但在檔期不足的情況下,康文署更傾向把場地租予有市場價值的大團,中小藝團因無法覓得場地而難以生存。在市場主導下,商業價值高的大眾品味演出可比小眾或帶有政治性的演出獲得更多資源,另類聲音將會逐漸消聲匿跡,在場地不足的地緣政治鬥爭中,勝利者依然是政權。

場地不增,再多的政策或資助都於事無補,西九文化區內雖有戲曲中心預計於本年內竣工,但其主要為極大型國際演出而建,其他小型表演場地數目實在杯水車薪,亦不足以吸引大眾及遊客。雖然西九文化區第三批設施及東九文化中心將於日後逐一落成,但場地政策不改,亦難以發揮其作用。《政府財政預算案》另有一個甚少被提及的十億元款項,用作資助復修空置政府用地及校舍的工程,「文化同行」首先提出租建生態藝術村,然而情況並不理想,亦未見發展藍圖。

筆者認為,關於藝術發展,積極不干預仍是最好的政策,如道家「我無為而民自化」,只要給予藝團其發展空間而不加制肘,香港藝術大概就有足夠生命力,能在彈丸之地種出演出後那些燦爛的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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