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崇基《中英街一號》: 漂白六七暴動?

何兆彬

傳媒人。台灣文化大學美術系畢業,曾任報章/雜誌文化版記者,現為《信報優雅生活》藝術版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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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中英街一號》: 漂白六七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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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趙崇基《中英街一號》未上映就掀起注意,初則因為電影題材敏感,傳出未能在戲院公映的消息。然後電影在大阪電影節獲最優秀作品大賞,在傳媒報道下獲得更多注視,漸漸傳出有戲院願意放映。近日公佈,《中英街一號》已定於5月底公映。在優先場全爆滿下,又惹來部份影評人對電影猛烈抨擊,指電影漂白了六七運動。
趙崇基籌備《中英街一號》時遇著雨傘運動發生,日間在大學教書,天天遇著往運動跑的年輕人。情緒激動的年輕人,他看到兩個運動相似之處,歷史在重覆。劇本經多次改寫下,故事中有兩段時空,一段發生在 1967 年,年輕人們隨著社會氣氛,「反英抗暴」,故事寫在沙頭角邊境區的幾個年輕人,隨着示威者被抓的抓、死的死。鏡頭一轉,時空跳到近未來的2019年,傘運過後,運動氣氛跌到新低,同樣在沙頭角中英街,地產商利用各種方法收地,要用推土機壓倒農地,變成高樓大廈。緊貼往日中港邊境,六七時發生「第一槍」,往日最最敏感的地段中英街一號已變成了新樓盤。五十年前的 YP(Young Prisoner 少年犯)、示威者們變已成了既得利益者,垂垂老矣的愛國者,中氣十足的大罵年輕人。

《中英街一號》因為對比兩段歷史,當中又沒有拍攝及提及六七暴動的種種暴行,例如暴徒燒死商台 DJ 林彬,隨街放置炸彈,更沒拍出當年左派份子的仇恨咀臉,因為被影評人指趙導有血腥潔癖,甚至因為對照了性質和平得多的傘運,因此電影其實漂白了六七。這種說法,有道理嗎?
趙崇基在台大畢業,後回港加入亞視,拍過一些帶點小品的電影作品,都較具文藝風格。趙長期在明報副刊撰寫專欄,若是長期讀者,讀過他經常批評時政,一筆一字都發自內心,大概沒有人會懷疑他的人格。拍《中英街一號》,因為電影發展基金沒有批出撥款,他預算900萬拍好的作品,最後只有300萬預算(當中由石中英(六七年的少年犯)及一名匿名電影人各出資 150萬),要在這極低預算下完成電影,他以及一眾專業電影人都不收片酬。分文不收,把它拍成,趙是有話想透過電影說的,可不用懷疑其本心。
看過電影,會發覺「漂白六七」這個指責太嚴厲,但對電影的批評可不是完全無的放矢。趙愛拍介乎文藝與商業之間的細片,他關注的角色往往是小人物。在《中英街一號》中,他關注的是 1967、2019 年各三個年輕人(都由游學修、小野及廖子妤主演),在大時代中怎樣抉擇。但電影及劇本對白上,本身充滿了對描寫運動青年的陳腔濫調、刻板印象,編劇由跟社運中人熟稔的謝傲霜撰寫,已頗令人失望。而在角色塑造及描寫上,也根本沒法深入挖掘角色,更別說能表達對大時代的獨特觀察了。一如很多喜愛文藝調子的作者,趙集中描寫年輕人在大時代裡的愛恨及抉擇,卻忘了歷史本身 —— 六七是由文革演化而成的政治運動,它以仇恨作燃料,帶強烈的煽動性,宣揚的集體聽從指揮的政治思維。電影中對六七不是沒有批評,但卻只能透過角色口頭上痛罵幾句,這難免使對六七歷史不認識的影迷失望。

手法本身無罪。以 1967 對照 2019,固然不是不可能,但對照的用意本來是突顯當中差異,而非模糊化。在一些訪問之中,趙談到傘運的年輕人,參與運動的動機多出於獨立思考,明顯地要比六七那一代受指揮有別。單單這個想法,電影就遠遠不及導演本人在訪問中說出來有力了。畢卡索說:「我們都知道藝術不是真理。藝術是一個令我們明白真理的謊言。藝術家必須知道怎利用它的真實性來說服別人。」(We all know that Art is not truth. Art is a lie that makes us realize truth at least the truth that is given us to understand. The artist must know the manner whereby to convince others of the truthfulness of his lies.)繪畫、電影、攝影都是幻術,作者兜那麼多一大個圈,花那麼多功夫去說那幾句話,若然並不深刻,那又何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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